65-称谓的政治逻辑：陈寿笔下的司马氏王号与魏晋禅代的历史形塑

Doi：doi.org/10.70693/rwsk.v1i2.680

称谓的政治逻辑：陈寿笔下的司马氏王号与魏晋禅代的历史形塑

于健平1¹

（1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陈寿在《三国志》中以王号称呼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书写设计，暗含西晋权力逻辑对历史编纂的深层规训。魏晋禅代中，王爵作为天命过渡的符号，被陈寿移植至司马氏权力进阶叙事，模拟其“自臣而君”的合法性链条。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结构性需求，使宗王参政被视为政权存续的核心机制，而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的批判则刻意窄化史实——以“宗王无权”的叙事虚构权力真空，将司马氏重构为“拟宗王”角色，在维持曹魏法统表层连续性的同时，又将魏晋禅代形塑为制度缺陷下的必然选择，最终完成西晋对历史记忆与权力起源的双重垄断，暴露中古史学以名实分离服务现实政治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三国志》 称谓 王号 魏晋政治

在《三国志》中，陈寿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分别称为“司马宣王”“司马景王”“司马文王”。就史实而言，这一称谓设计似乎并不妥当。司马懿父子生前最高爵位为侯爵，“王”在晋国建立后方由司马昭追封。若以曹魏正统性为基准，《三国志》以“王”称司马氏显然与《魏书》的立场相悖，却与晋朝官方的历史叙事逻辑高度契合。陈寿既未沿袭司马迁参考形迹设计称谓的书写传统，亦未严格遵循曹魏语境下的历史书写的名实对应，反而在全书叙事中统摄性地以“王”号称呼司马氏父子，这一看似乖谬的书写设计的深层逻辑颇值得玩味。²

从表面看，陈寿对司马氏“王”号的固化使用似乎构成了名实逻辑的断裂，但其特殊性恰恰暗示了历史编纂背后的非历史性动因。若将《三国志》置于西晋创业史建构的宏观脉络中考察，以王爵称呼司马氏或许不仅是史家个人的书写选择，更可能反映了当朝权力逻辑对历史书写的反向规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三国志》文本的生成机制，更触及中古史学书写中“名实分离”现象的政治根源。通过剖析陈寿称谓策略与西晋政治语境的互动，或可为理解历史编纂如何受制于现实权力需求提供新的视角，亦能揭示魏晋禅代进程中符号权力与历史记忆的复杂媾和。

一、                      魏晋禅代语境中的王爵

在汉魏易代这一首次实践性禅代中，王爵的授予程序与皇权起源的构建形成深度关联。通过对比《进爵为魏王诏》与《册魏王禅代诏》的文本结构（见表1），可以发现两者在政治叙事层面存在显著同构性：均以历史渊源追溯开篇，继而铺陈汉室衰微与魏德兴起之脉络，最终通过具体政治操作完成天命转移。这种结构性对应揭示出进位王爵实为禅让仪式的预演——新朝建立者在仍具旧朝臣属身份时，已通过王爵授予程序完成易代仪轨的完整操练。

若以新君“去臣化”进程为观察视角，³王爵的特殊性在于其同时承载着双重象征：既表征人臣权位之极，又预示王朝更替之始。这种双重性通过"诸侯-天子"关系的转置得以实现——旧朝君主以分封诸侯的形式承认新君的独立权威，而新君则在保持名义臣属地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超越旧朝法统的统治基础。具体表现为：其一，王爵授予所依托的“大功”叙事，本质上是通过旧朝君主对新君功业的追认，完成新旧政权交替的合法性铺垫；其二，王爵授予程序与禅让仪式的同构性，使得前者成为后者在政治操作层面的预演，既回收了前期积累的政治资源，又公开启动了政权转移的最终进程。

这种制度设计深刻影响着后世禅代政治实践。自曹魏以降，无论新朝建立者采取何种权力积累方式，均须在正式开国前完成王爵授予程序。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西晋三祖称谓的处理策略，正折射出史家对王爵制度功能的深刻理解：⁴通过统一使用“王”称谓替代与具体官职对应的其他头衔，既保持了书写立场与曹魏法统的衔接，又直观呈现出司马氏权力集团逐渐剥离魏臣属性的过程。这种史笔安排恰与禅代政治中王爵的过渡性特征形成互文，彰显了制度实践与历史书写的深层互动。

二、                      西晋皇帝权力与宗王政治

陈寿称西晋三祖为“王”书写，除禅代政治因素外，更需置于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共生结构中理解。通过赋予宗室“入参机要，出统方镇”的双重权能，西晋王朝形成了皇权中枢与宗藩屏翰的特殊政治平衡。这一格局的深层成因，除功利意义上的酬庸与儒家理想回潮外，⁵[2]241-246[3]591-592在于司马氏皇权的生成始终伴随着宗族力量的深度参与：从高平陵之变到淮南三叛，司马氏旁支成员在军事镇压、舆论营造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使魏晋易代呈现出鲜明的家族集体创业特征。⁶[4]

然而，宗室强烈的政治存在感在佐助司马懿父子改朝换代的同时，使得新兴的西晋皇权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皇权合法性源于宗族集体奋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分封酬庸维持家族性的政治契约；但另一方面，宗室的强势导致皇权相对弱势，不利于建构超越家族利益的绝对权威，抑制宗室权力过度扩张势在必行。太康年间大规模的分封政策，正是对此矛盾的折衷性制度设计——通过将二十七王分镇要冲，既延续了宗王强势的政治传统，又尝试将宗室势力纳入国家机器，将其转化为皇权延伸的触角。这种“以宗藩固皇基”的策略，本质上是对“弱皇权政治”现实的结构性补偿，但家族共治的传统惯性深刻影响权力分配模式的事实并未得到改变。⁷

陆机《五等论》的理论构建正为这一政治现实提供思想注脚：

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旷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以定维城之业。（《文选》）[5]742

“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的封建理想，实则是将宗王参政制度化为皇权运行的必备组件。通过强调“宗庶杂居”的层级治理，陆机在理论上赋予宗王分掌皇权的合法性：当宗王作为皇帝权力的辅弼者参与国家治理时，既可破解“偏制独任”的集权困境，又能实现“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四体辞难，而心膂获乂”的权力网络全域覆盖效果。[5]743这种将宗王权力嵌入皇权体系的设计思路，折射出西晋政治精英对“强宗王政治”的功能性依赖。

相较于陆机的理想化设计，刘颂对宗王掌权的重要性认知更为现实：

若乃兼建诸侯而树籓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晋书·刘颂传》）[6]1294-1298

在刘颂看来，由于“所遇之时，实是叔世”，加之易代方式特殊，西晋皇帝权力自形成起就很难实现“直绳御下”式的集权统治。晋武帝通过凸显皇帝个人权威以稳定统治的政治设计，自始至终都会受限于“弱皇权政治”的现实而无法落地。因而在此前提下，若要维稳统治，就必须引入宗王势力参与至高权力运作，以弥补弱势皇帝权力的先天性缺陷。⁸

这种认知源于其对魏晋易代的深刻反思：

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6]1297

曹魏禁锢宗室导致神器速倾的前车之鉴，反向论证了“同姓必王”对巩固统治的决定性作用。⁹当刘颂强调“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时，[6]1297实已揭示西晋“强宗王政治”的本质——它不仅是酬庸功臣的工具，更是维系脆弱皇权的制度支柱。

“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形成本质是历史经验、现实权力结构与政治理论的三重互构：司马氏借助宗族力量完成易代的历史路径，造就了皇权对宗室势力的先天依赖；新兴皇权的权威不足，迫使统治者将宗王参政制度化为权力延伸机制；而陆机、刘颂等人的理论阐释，则为这种特殊政治形态提供了意识形态背书。在此语境中，西晋政治精英任一维度下皇权问题讨论，都必然聚焦于“皇权-宗王”的互动张力——这种思维定势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政治结构的理论投射。

三、                      批判错位与王号书写：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的重构

在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政治模式的认知框架下，陈寿对曹魏宗王政策的批判呈现出显著的时代错位。在《武文世王公传》末，陈寿以“魏氏王公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为核心，构建起曹魏宗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的弱势处境叙事，将“骨肉之恩乖”的危困归咎于“为法之弊”，即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1]591然而细考曹魏政治生态，这一的批判实际存在三重认知裂隙：

其一，权力配置的观察维度存在偏差。宗王并非被完全排除于曹魏核心权力圈层之外，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燕王曹宇：

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肈、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勑，藩王不得辅政……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考之业，付二三凡士……”（《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1]113

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三国志·魏书·曹宇传》）[1]582

材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确定所谓的“藩王不得辅政”诏是否真实存在。但魏明帝的态度足以证明，宗王参政并非制度性禁忌，其成立与否取决于君主基于现实考量的临时授权，以及出于个人情感的政治信任。

其二，权力主体的分析范畴相对狭隘。如果我们将视野由“宗王”扩展至“宗室”，就会发现曹魏中枢权力虽排斥宗王，却始终倚重以夏侯惇、曹仁为代表的宗族姻亲。自曹操创业至魏明帝托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架构中，曹氏、夏侯氏成员始终占据要职，“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1]305曹植著名的“族疏而异姓亲”之说，实为宗王的特殊境遇，远不能涵盖曹魏宗室整体。[7]在宗室政治和官僚政治双线并行的复合体系中，宗室势力始终是曹魏皇权运行的支柱。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政治生态与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在权力结构上并无本质差异，区别仅在于权力载体的身份属性不同而已。

其三，权力结构的分析范式出于误植。西晋“再建五等”的实践，使陈寿将宗王参政视为皇权存续的必要条件。这一认知导致其在解释曹魏衰亡时，将藩屏失位、宗王靡弱建构为关键致因。然而事实上，尽管王爵并无实权，但曹魏皇权的辅弼者并未缺位。真正承担这一职能是未获王爵的宗亲集团。高平陵之变后统治危机的爆发，恰印证宗室势力（而非宗王群体）才是曹魏政权正常运作的关键保障。陈寿以“宗王缺位”解释曹魏倾覆的叙事立场，实质是将西晋制度性预设，强行植入前代权力结构分析导致的历史认知偏差。

上述认知裂隙的存在，导致陈寿在书写魏晋史事时，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个隐蔽的历史诠释难题：一如前文所论，强势宗王匡弼弱势皇权是晋人普遍认可的理想政治模式。因此，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衰颓的批判，以及将其归为魏晋易代原因的论断，实际都相当于否定了曹魏皇帝权力的合理性。但魏晋禅代法统的存在，又要求陈寿必须在历史书写中表现曹魏皇权延续的正当性。

陈寿将西晋三祖的称谓设计为“王”，或即针对这一书写悖论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赋予司马懿父子“异姓王”的政治位格，陈寿在曹魏权力场域中植入虚拟的宗王镜像：司马氏专政被重构为填补宗王缺位的制度代偿，其攫取核心权力的过程获得类似宗王辅政的合法性外衣。这一书写策略的巧妙之处有三：其一，曹魏“弱皇权政治-强宗室政治”的政治生态被改写为司马氏主导的“弱皇权政治-强霸府政治”，后者比附了晋人理想中的最优政治模式，曹魏皇权延续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其二，在“弱皇权政治-强霸府政治”二元结构中，三少帝的废弑可被编码为君主破坏权力平衡的自毁行为，司马氏“作家门”反而能获得维护统治秩序的道德合法性。其三，由于“王”与“帝”身份跨度较小，借助以三祖晋王、武帝称帝为主线的阶梯式叙事，司马氏代魏得以呈现为由诸侯向天子的自然进阶，从而将“自臣而君”的伦理悖论转化为自屏藩而正位的权力结构演变。

 这一系列寄寓于历史书写的政治隐喻，在与现实政治的共振中趋于完善。陈寿通过将司马氏霸府比拟为宗王政治的前形态，实现了文本叙事与现实制度的互文论证——当西晋宗王参政成为常态时，历史书写中“拟宗王”叙事便反向确证了现实政治的合法性。这种双向强化的阐释策略，不仅使“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的禅代法统逻辑自洽，更将司马氏代魏建构为填补制度缺陷的历史必然。从本质上看，陈寿的书写设计正是在今律古的认知模式下，将历史书写工具化、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他通过重构前代权力结构的空白，为当代理想制度创设历史依据，同时借虚拟“异姓王”位格，为权力过渡铺设制度演进的幻象。在这一过程中，陈寿既完成了对西晋正统性的历史论证，又弥合了正史编纂中制度想象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鸿沟。

四、                      结语

综上所述，陈寿在《三国志》中以王号称呼司马氏父子的书写设计，植根于为魏晋禅代的制度逻辑和西晋特殊的政治现实。陈寿突破司马氏生前未获王爵的史实限制，是效仿汉魏禅代逻辑，将王爵的过渡性功能移植至司马氏权力进阶的叙事中，以此模拟天命转移的合法性链条。这一书写设计的可行性源自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政治现实。司马氏依靠宗族集体力量完成易代的历史路径，使宗王参政成为皇权存续的制度支柱，宗王强势辅政被晋人视为理想政治模式的核心。受此影响，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的批判产生了显著的认知裂隙。他刻意忽略了曹魏宗室参政的实例，模糊了曹魏“宗王”“宗室”的权力分野，将曹魏倚重宗亲集团的政治生态曲解为“宗王失位”的制度缺陷。在此前提下，陈寿以西晋宗王政治的制度设计为模板，为西晋三祖构拟了“异姓王”位格，进而将司马氏专政重构为填补曹魏权力空白的必然选择。这种书写设计本质是以制度实践反向规训历史阐释：当现实中的宗王参政被预设为政权存续的前提，历史编纂便需重构前代权力结构中的“宗王缺位”，从而将现实制度的理想设计转化为历史演进的终极归宿。

更深层而言，这种“名实分离”的书写现象，暴露了中古史学在王朝正统性建构中的工具性本质。陈寿通过称谓系统的符号化操作，在曹魏法统与西晋正统间构建起双重叙事：表面维持历史书写的连贯性，实则将司马氏“自臣而君”的身份蜕变，包装成“弱皇权政治”语境下宗王势力接管权力的自然进程。当虚拟的“拟宗王”叙事与现实中的宗室参政制度形成共振，历史编纂便完成了对权力更替的终极论证——符号化的历史记忆既遮蔽了血腥的权力博弈，又将新兴政权的合法性锚定于重构的制度演进史中。这种历史书写与政治权力的深度媾和，不仅揭示了中古史学以今律古的认知范式，更展现了历史编纂如何通过重构过去，为现实权力结构铸造跨越时空的合法性闭环。

参考文献：

[1]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        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3]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全集[M]. 台北: 里仁书局, 1979.

[4]        胡志佳. 西晋建国前司马氏的发展[J]. 逢甲人文社会学报, 2005, (10): 77-102.

[5]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        房玄龄等撰.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        津田资久. 曹魏至親諸王攷--『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J]. 史朋/北海道大学東洋史談話会 編, 2005, (38): 1-29.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itulature: The Sima Clan’s Princely Titles and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Wei-Jin Abdication in Chen Shou’s Narratives

YU Jianping1 ,FANG Tao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Shou’s deliberate use of princely titles (e.g., "Prince Xuan of Jin" for Sima Yi, "Prince Jing of Jin" for Sima Shi, and "Prince Wen of Jin" for Sima Zhao) subtly embodies the Western Jin’s political logic disciplin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By transplanting these titles—symbol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s transfer during the Wei-Jin abdication—into the Sima clan’s ascension narrative, Chen Shou analogized their legitimacy chain from "subject to sovereign." The structural demands of Western Jin’s "strong clan-based princely politics vs. weak imperial authority" system elevated clan princ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 core mechanism for regime survival. Yet Chen Shou’s critique of Cao Wei’s princely politics deliberately narrowed historical realities: his narrative of "powerless imperial clansmen" fabricated a vacuum of authority, recasting the Sima clan as "quasi-princely" agents. While superficially maintaining Cao Wei’s legal continuity, he framed the Wei-Jin transition as an inevitable choice under systemic flaws, ultimately legitimizing Western Jin’s dual monopoly over historical memory and power origins. This exposes mediev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s deeper logic—manipulating nominal-real disjunctures to serve contemporary politics.

Keywords: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itulature, Princely Titles, Wei-Jin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