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跨学科视域下美国舆论控制策略的演变与中国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947年至今）——基于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维度

1.全球舆论环境的历时性嬗变与信息化转型

20世纪的舆论环境深受冷战二元对立逻辑的形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媒介，将意识形态输出与新闻传播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铁幕两侧的“认知战”网络。这一时期的舆论控制以单向度的大众传播为核心，依托技术垄断（如广播频段分配）与学术话语权（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形成“知识正确性”霸权，进而框定全球知识精英的思维框架。然而，21世纪的信息化转型彻底颠覆了这一格局：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算法推荐与用户生成内容（UGC）使信息流动呈现去中心化特征。技术赋权表面看似消解了传统霸权，实则通过数据垄断与平台规则重构了新型控制机制。例如，美国凭借硅谷巨头对全球社交媒体（如脸书、X平台）的掌控，将舆论操控从显性的国家行为转化为隐性的资本-技术共谋，形成“算法殖民主义”。这一转型不仅加速了舆论战的即时化与碎片化，更通过数据画像与精准推送实现“认知微靶向”，使得舆论操控的渗透性与破坏性空前增强。

2.美国舆论控制机制的迭代：从“硬权力”到“软性宰制”

冷战后，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呈现出“体系化运作”与“技术化升级”的双重特征。在组织架构上，其形成以国务院为主导、国防部与情报机构协同、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落地的“三位一体”作战体系。例如，国务院下设的“中国审查监督与行动小组”专门监测中国舆情热点，通过议题设置（如新冠病毒溯源、新疆人权问题）引导国际认知；国防部则依据《联合作战公共事务条令》，将舆论战纳入常规军事行动范畴。技术层面，美国依托数字霸权将舆论操控嵌入基础设施：一方面，通过《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豁免条款”与《防治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CFAA）构建法律屏障，阻挠他国获取关键信息；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账号发动“虚假信息闪电战”，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制造每小时3.8万条的反俄推文，以“狼群战术”淹没理性声音。这种“硬权力”与“软性宰制”的复合策略，不仅巩固了美国的叙事霸权，更通过“认知闭环”将对手污名化为“秩序破坏者”，从而合理化其遏制行动。

3.热点事件中的舆论博弈与中国应对的范式转型

近年来，俄乌冲突与巴以问题成为检验大国舆论战能力的试金石。在俄乌冲突中，美国通过“前出狩猎”网络行动与“伏特台风”虚假信息工程，将俄罗斯塑造为“侵略者”，同时以“民主VS威权”的二元叙事遮蔽北约东扩的地缘政治实质。而在巴以冲突中，美国媒体通过“反犹主义”话语禁忌，系统性消解巴勒斯坦的反殖民叙事，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当化。面对此类攻势，中国的国际传播策略亟待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建构”。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联盟强化南南传播，以实证数据反击“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在科技领域，依托“寒武纪”“飞腾”等自主芯片突破技术卡脖子困境，消解西方“技术霸权”的合法性基础。然而，现有策略仍面临议题设置能力不足、跨部门协同缺位等结构性短板，亟需构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体系。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美国舆论控制的“变与不变”：其手段虽随技术迭代而演进，但维护霸权的本质始终如一。通过历史比较与案例分析，可明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定位——既需批判西方“媒体自由”的虚伪性（如平台寡头对公共信息的隐蔽控制），亦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二元对抗叙事。方法论上，拟采用混合研究路径：量化层面，通过大数据追踪Twitter、TikTok等平台的议题传播路径，绘制美国舆论战的“信息生态图谱”；质性层面，结合专家访谈与档案分析，解析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与硅谷企业的数据垄断协议，揭示其“法律-技术-资本”三位一体的操控逻辑。最终，研究旨在为中国构建“韧性传播”体系提供理论框架，推动国际传播从“防御型话语”向“引领型叙事”转型。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舆论控制、媒体霸权及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已形成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野与地域特征。

国内研究主要沿着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探索：在意识形态维度，刘禹辰基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揭示了美国通过“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构建全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运作逻辑，其研究创新性地指出利益集团借助好莱坞影视工业复合体，将历史叙事重构与价值认同塑造相结合，形成文化渗透的“滴灌效应”[2]。罗超团队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实证研究了美国智库报告与主流媒体报道的意识形态同构现象，发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规训呈现出“概念偷换-框架预设-情感动员”的三阶递进模式[3]。

军事维度的研究突破传统安全研究范式，蔡鹏举基于阿富汗战争期间的实证数据，构建了“军事行动-媒介事件-舆论操控”的三元分析模型，揭示了美军嵌入式报道制度如何通过“战略沉默”与“选择性曝光”实现战场叙事的主导权[4]。张菊祥引入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方法，证实战时舆论的心理战功能可引发目标群体产生平均23.6%的认知偏差，其研究为理解现代混合战争中的信息博弈提供了神经政治学新视角[5]。

在媒体霸权研究领域，张国庆通过跨国传媒集团所有权结构的历时性分析，论证了“资本-政体-媒体”铁三角关系的演化规律，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在911事件后已异化为“军工复合体的传声筒”[6]。来向武团队创新性提出“数字殖民主义”理论框架，通过分析Twitter算法推荐机制，发现美国技术公司通过“协议霸权”和“数据虹吸”构建的新型网络霸权，已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日均1.2亿条信息的隐形控制[7]。

国外研究呈现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并重的特点。Gerry Arambala运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通过对福克斯新闻20年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出大众传媒如何通过"伪对话"机制消解民主审议功能，其量化研究显示商业媒体中实质性公共议题的占比已从1980年的68%降至2020年的17%[8]。Savigny领衔的跨国研究团队通过全球47国的比较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政治行为体的舆论操控效率提升4.8倍，并构建了“技术赋权-算法驯化”的辩证分析模型，指出TikTok等平台正在重塑国际信息秩序的底层逻辑[9]。

但是，现今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学科视野相对狭窄，国内研究多集中在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对技术哲学、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融合不足，缺乏算法权力、数据主权等数字时代核心议题的系统探讨；历史纵深有待拓展，对冷战前后舆论控制模式的范式转换研究不足，特别是未能有效衔接传统媒体时代的宣传机制与智能媒体时代的算法操控；再者，国际关系视角薄弱，鲜有研究将舆论控制置于中美战略竞争框架下，分析技术民族主义与数字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

（二）理论基础

舆论控制作为一种系统性权力实践，其理论根基深植于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领域。

“议程设置”理论为解析舆论控制提供了核心框架，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提出。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选择性报道特定议题并赋予其显著性，显著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讨论顺序[10]。该理论揭示了媒体在舆论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通过控制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等通讯社的新闻流向，将“共产主义扩张威胁”“自由世界保卫战”等议题置于全球媒体议程顶端，成功推动了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新闻署通过控制部分区域商业广播、租借私人广播等措施，扩大其在古巴的广播范围与质量，每天24小时在33个短波频率上向古巴和拉丁美洲广播，通过重复曝光效应，成功塑造了苏联作为侵略者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支持[11]。然而，“议程设置”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对受众认知的单向影响假设忽视了受众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主动参与议程的信息讨论者，为“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提出了挑战。

“沉默的螺旋”假设则解释了舆论操控的社会心理机制，由德国学者诺依曼最先提出。他强调，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个体在感知到某种意见占据优势时，倾向于保持沉默以避免孤立，从而进一步强化优势意见的主导地位。在传统媒体时代，以“美国之声”为主的“官方”媒体，多通过塑造“多数意见”的假象，迫使少数意见沉默，从而实现舆论的单向控制。例如，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浪潮爆发之时，媒体对“红色恐慌”的渲染导致异议者被迫沉默[11]，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收视率高达89%，舆论场呈现单向度极化[12]。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少数意见的表达提供了空间，个体可以通过匿名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打破沉默，形成多元化的舆论场。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沉默的螺旋”假说实施舆论控制的机制的效果似乎逐渐式微。

“媒介依赖”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权力与受众的共生关系，由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于1976年最先提出。根据其理论，个体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媒介对个体认知和行为、对公众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就越显著，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在信息闭塞的威权体制下，公众对官方媒介的依赖性使其更易接受预设叙事。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媒介的形式愈发多样化，信息呈现碎片化传播的趋势，公众对单一媒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媒介依赖理论的解释力也因此降低。在“阿拉伯之春”[13]事件中，网民突破了政府的媒体限制，社交媒体成为民众自组织的公共领域，传统媒体的议程垄断权被解构，多中心的议题竞争场域逐渐形成，上述相关理论便在此遭遇范式挑战。

最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舆论控制是国家“软权力”的核心构件，是“权力的投射”。通过舆论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博弈，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策略，霸权国常通过“合法性话语”降低统治成本，为统治行为提供舆论基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理论研究多聚焦国家行为体，对非国家主体的舆论干预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三、美国舆论控制发展史

（一）1947年至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的美国舆论控制，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延伸。随着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国政府将舆论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形成了一套以媒介技术为核心、以意识形态输出为目标的系统性宣传工程[14]。在此框架下，广播、电影、报刊等传统媒介与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新兴信息机构共同构成了跨大西洋的“心理战网络”，充分利用舆论传播学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企图借此削弱共产主义阵营的凝聚力，巩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一体系在塑造美国国际形象、抵制共产主义影响、推动“和平演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舆论策略高度依赖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根据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理论和爱德华·伯内斯的“同意工程”理论，各媒介通过符号化叙事塑造受众的认知框架，构造“同意工程”[15]，从而实现舆论控制的目标。

在冷战初期，广播、电影、新闻报道等手段成为美国推动反共宣传、强化意识形态对立的重要工具。其中，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扮演了核心角色。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整合了多家原本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对外宣传机构，成为负责公开对外宣传的专属机构。它将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对外出版等媒介资源纳入管辖之下，并通过下辖的美国新闻处与国务院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而美国之音则作为美国新闻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美国新闻署“发言”，成为美国对苏及东欧地区进行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在冷战初期，由于美苏隔绝，美国之音通过短波广播向苏联及东欧国家宣传西方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路径几乎已经成为美国新闻署开展对苏文化冷战的唯一武器。以马歇尔计划（1948-1952）为例，美国政府通过经济援助与媒介宣传的双轨联动，将西欧战后重建进程转化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展演舞台。美国新闻署在法国、意大利等国所资助制作的部分纪录片，刻意强调美国援助的“无私性”与苏联集团的“扩张威胁”，并通过对比叙事构建“自由繁荣的西方”与“专制贫困的东方”的二元对立，着重塑造美国“自由民主”的正面形象，试图在西欧民众心中建立起对美国的好感与依赖，进而抵制共产主义的影响。通过广播，美国将精心制作的节目信号覆盖西欧地区，向当地民众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电影，美国则以生动直观的画面，展示美国的繁荣与自由，吸引着西欧民众对美国产生向往。这种全方位的宣传攻势，成功在西欧营造了有利于美国的舆论氛围，为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冷战的深入，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不断调整和升级。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开始系统化探索对苏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路径，试图通过出版物的跨境传播、文化项目的互动等非传统外交手段，以价值观念传播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苏联产生相应的影响。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美国被指控为该事件的爆发造势，为美国的舆论宣传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美国政府高层矢口否认其宣传攻势与该事件具有直接关联，但该危机在客观上暴露了美国信息传播策略的“过度化”现状，促使其对既有战略进行深刻反思。

匈牙利事件后，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硬宣传”可能会引发目标受众的抵触情绪，于是决定给予“软渗透”更多的实施空间，构建一种“柔性渗透为主，刚性传播为辅”的复合型舆论宣传架构来实现对苏联的文化渗透。1958年，为这一战略提供重要保障的《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签署，美国得以通过艺术巡展、学术合作等文化外交载体和传统媒体矩阵，从多个维度动摇苏联民众的意识形态根基。这种刚柔并济的渗透模式，显著提升了美国舆论宣传战略实施的隐蔽性与持续性。

在冷战后期，随着冷战对抗形态的演变，美国的舆论控制手段更加多样化和隐蔽化。在延续既有媒体传播体系的同时，美国还借助文化外交、教育交流等“慢媒介”来注入美式价值观念，实现长期的渗透目标，试图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亲美力量、在精英阶层培育价值认同，最终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方向。这种多轨并行的渗透路径，实质上构成了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复合型意识形态解构工程。

（二）冷战后至2001年

冷战结束后至2001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舆论控制呈现出技术化、系统化和隐蔽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舆论控制策略既延续了越战后的经验教训，又结合新兴媒体环境进行了调整，以塑造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国内外舆论。

1.技术革新与媒体形态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和24小时新闻频道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美国政府意识到，快速的信息流动既能增强舆论引导力，也可能因失控报道削弱军事行动的合法性。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军首次实施“嵌入式记者”制度，允许记者随军报道，但通过限制活动范围和审查内容，确保报道符合官方叙事[17]。军方提供大量经过剪辑的“精准轰炸”画面，塑造了高科技战争的“清洁”形象，掩盖了平民伤亡的真实情况。这种“可控透明”策略既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又避免重蹈越战时期媒体揭露战争残酷性引发反战的覆辙。

2.战时新闻管制的制度化

科索沃战争（1999年）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对舆论控制的强化。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美军严格限制媒体接触前线，仅通过官方简报和筛选后的画面传递信息。CNN等主流媒体75%的消息源依赖军方公报，导致报道高度同质化，片面强调“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信息战”概念，将舆论控制纳入军事战略，利用心理战部队散播利于己方的信息，并削弱敌方舆论影响力。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使舆论战成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众舆论的塑造与挑战

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技术手段主导舆论，但新兴媒体仍带来一定挑战。1999年，独立媒体和早期网络论坛开始揭露北约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引发国际争议。然而，由于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传统媒体仍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仍能通过集中化信息源维持叙事控制。此外，“爱国主义框架”被广泛运用，例如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前夕，媒体迅速将“反恐”与国家安全绑定，压制了反战声音的扩散。

4.越战教训的延续与创新

与越战时期媒体“倒逼”政府不同，冷战后美国更注重预防性舆论管控。越战中因电视画面激发的反战浪潮，促使政府在新战争中严格限制血腥画面的传播，转而突出军事技术的先进性和行动的“正义性”[16]。同时，政府与媒体形成“默契”。媒体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自我审查，而政府通过选择性放权换取报道的合作性。这种模式既避免了公开的新闻管制争议，又有效引导了舆论走向。

从冷战后至2001年，美国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舆论控制呈现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转型。通过技术手段、制度设计和叙事框架的创新，美国政府试图在全球化信息环境中巩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控制模式在21世纪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18]。

（三）2001年至今

1.反恐叙事：社交媒体时代的战争合法性建构

2001年“9・11”事件标志着美国舆论操控进入“网络化动员”范式新阶段。通过“媒体嵌入式报道”制度，CNN、Twitter等平台被转化为战争合法性建构的延伸装置。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中央司令部与硅谷科技公司合作开发舆情监测系统，运用算法筛选“恐怖主义关键词”，构建起“伊斯兰文明威胁论”的话语框架。这种“情感计算”策略将复杂国际政治简化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通过社交媒体裂变式传播，使军事干预获得价值正当性。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文化认知重塑。好莱坞影视集团与社交媒体平台协同生产“反恐英雄”叙事，《国土安全》等剧集与Twitter话题形成“跨媒介共振”，使反恐意识形态渗透至全球青年群体，形成价值认同的“代际传递”。实证研究显示，青年网民对军事行动的认同度显著高于传统媒体受众，印证了新媒体在意识形态“软着陆”中的独特效用。

2.混合战争：数字平台赋能的信息战升级

俄乌冲突暴露出美国舆论操控的“超限战”特征[19]。美国务院乌克兰危机应对小组与Meta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通过Facebook的EdgeRank算法将特定议题可见度提升数倍。AI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叙事内容在短视频平台获得数亿次播放，推动国际社会对制裁的支持率显著提升。这种“算法+内容”的双重操控，使舆论战首次实现“纳米级精准打击”。数字技术同时重构了国际制裁的合法性基础：依托Twitter外交体系构建的全球标签联盟，使多国网民在短时间内完成“虚拟政治站队”。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站研究显示，特定账号集群通过社交机器人网络形成“沉默螺旋效应”，模糊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界限，创造出新型数字威慑力量。

3.科技冷战：平台霸权与数字主权的博弈

TikTok禁令事件标志着舆论战向技术基础设施层深化。美国通过“棱镜门”式操作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在国会听证会上选择性呈现数据样本，使国家安全指控在舆论场完成“自我确证”。更深层较量在于数字规则制定权争夺：借“清洁网络计划”将5G技术标准与“民主价值观”捆绑，实质是维护“数字殖民体系”。数据显示，全球主要社交平台多数受美国数据主权管辖，形成“数字单极格局”。TikTok引发的“去中心化焦虑”促使美国将中国科技企业污名化为“数字威权主义载体”，以此巩固技术霸权。当前全球数字空间正经历“巴尔干化”危机，美国依托《云法案》等长臂管辖手段，试图将互联网割裂为意识形态平行体系。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打破算法黑箱，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是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由之路。

四、美国舆论控制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舆论控制的历史影响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今天，国际舆论场的争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无形战场。美国通过系统化的舆论操控，不仅塑造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框架，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这种影响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并在当代呈现出技术赋能下的新特征。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主流媒体构建了一套关于中国的负面认知体系，将新中国描绘成“被铁幕笼罩的极权国家”，与麦卡锡主义形成共振，成功将中国锁定在“敌对国家”的国际定位上[21]。而后，这种话语体系在21世纪演变为更具迷惑性的“中国威胁论”2.0版——通过学术机构制造“债务陷阱论”“技术窃取论”等伪命题，利用智库网络将学术争议转化为政策依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关于中国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经《纽约时报》等媒体放大后，直接成为国会审议涉华法案的重要参考[22]。

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应用于巴以冲突中的叙事操控技术精准复制到涉疆、涉港议题上。《纽约时报》关于新疆的“再教育营”报道，其信源80%来自境外分裂组织，却通过普利策奖背书获得传播合法性[20]。在科技领域，美国将华为5G技术争议转化为“数字铁幕”叙事，成功阻止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获得公平竞标机会。

美国舆论控制体系的本质，是通过话语霸权构建“认知护城河”。从冷战时期的短波电台到今天的算法推荐，技术迭代只是表象，通过信息操控维护霸权秩序才是核心。中国的突围实践表明，有效的反制不仅需要技术反制，更需要构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叙事体系。当中国能向世界提供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文明叙事时，才能真正打破美国构建的舆论囚笼，在21世纪的认知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关键阶段，中国需要构建具有内生韧性的多维传播生态系统，通过三重超越实现范式革新。价值维度上，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解构“文明冲突论”的形而上学陷阱；技术维度上，应以自主可控的数字传播基础设施打破数据殖民垄断；主体维度上，应以多元协同的传播共同体替代传统单向度传播模式。这种立体化传播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升级，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回应。

因此，政府层面应着重强化制度性公共外交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机制重塑“发展权优先”的价值共识，同时推进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工程，将影视IP、数字藏品等文化符号转化为地缘传播资源。企业层面需完成从产品国际化到文化资本全球化的战略转型，通过产业协同创新构建跨文化叙事矩阵，借助ESG框架输出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现代性表达的符号资本。公众层面则要培育数字时代的文化自觉，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借助算法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参与全球叙事的能力，构建起覆盖专业创作与大众表达的多层级传播网络。

这种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更是中华文明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实践。当“发展权优先”的价值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关怀形成话语共振，当自主算法体系与多元传播主体实现协同演进，中国叙事将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东方智慧。这种传播战略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文明对话与价值共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从“中心-边缘”结构向“多元共生”格局的范式转型，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五、新媒体时代中国塑造主流舆论的新路径

（一）新媒体的崛起与中国的机遇

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传播生态，推动中国国际传播从“单向输出”向“精准渗透”的范式转型。

历史维度显示，19世纪电报技术重构殖民信息霸权，20世纪卫星电视固化西方传播秩序，21世纪数据主权竞争催生“算法殖民主义”新形态。在新媒体时代，中国依托全球最大数字基建网络，逐步构建起“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推送”的全链路传播体系。通过机器学习对全球社交媒体涉华信息的语义分析，主流媒体可实时捕捉国际舆论焦点，生成多语种可视化内容以实施“信息对冲”，实现从“音量竞争”到“效力竞争”的范式跨越。同时，在新媒体时代，短视频技术革命也在重构国际传播的时空政治，各平台“去中心化+算法推荐”的运营机制逐步打破传统媒体线性霸权，促使中国完成从“内容追随”到“形式创新”的转型，逐步实现了以“微仪式”重构集体记忆的需求。

正是新媒体时代的这种技术赋能与文化自觉的双重变奏，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转型的核心逻辑，促使中国在数字文明中能够抓住机遇，在秩序重构中实现“中国叙事”的范式突破。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新媒体治理

1.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防线

在新媒体技术深度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为构建新时代舆论防线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新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使得舆论场呈现“信息茧房”与“情绪极化”叠加的复杂态势，面对西方舆论霸权的持续施压与新媒体技术的复杂挑战，我国亟需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舆论防御体系，通过“技术治理+制度规制”的双重保障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目前，国际传播格局仍呈现“西强东弱”态势，其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制造的“信息逆差”与“认知落差”已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需通过构建“本土化”叙事体系实现从“讲述中国”到“中国讲”的战略转型。这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中既要破解信息流“逆差”、形象“反差”与实力“落差”的三重困境，更要建立基于算法主权的技术反制体系，通过技术创新重塑国际舆论格局。这种“认知战”的本质，是国家核心利益在数字空间的投射与博弈。

因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应在坚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强化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构建“制度优势+技术赋能”的双重防御体系。一方面，应依托《网络安全法》等制度框架构建技术治理体系，形成全链条防御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应采取“分众化+矩阵式”传播策略，对内通过“清朗行动”等将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外通过培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打造多语种、跨文化的传播矩阵。这种“双重防御体系”，既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选择，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而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应该积极参与“数字公民素养教育”活动、舆情应对模拟训练活动等，提升青年群体的舆论应对能力，努力成为未来的“网络外交官”。

六、结论

冷战以来美国舆论控制的发展史，本质上是技术革命与霸权体系互构的进程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代际优势，逐步构建起“制度性权力-技术性权力-文化性权力”三维叠加的舆论控制体系。从短波广播时代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域操控，其战略重心始终围绕技术工具创新与霸权体系维系展开双重逻辑演进。这种历时性演变不仅形成了从信息传播到价值塑造的全链条控制机制，更通过算法殖民与叙事框架预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

面对西方舆论霸权的结构性压制，中国探索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范式，逐步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当前，中美舆论博弈已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范畴，演变为数字文明时代的话语秩序之争。中国构建的技术自主性、文化主体性与制度创新性相统一的传播生态，不仅逐步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秩序，更通过文明对话机制的确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舆论治理的替代性方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从国际传播的规则参与者转变为秩序共建者，推动形成多极互动、和而不同的全球传播新秩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自信，也要善于创新。”在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正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战略举措，重塑全球信息流动的价值逻辑，努力开启多元主体共生共荣的全球传播新纪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