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性别平等与差异:与谢野晶子对女性存在方式的探索与重构
Doi:doi.org/10.70693/rwsk.v1i2.672
性别平等与差异:与谢野晶子对女性存在方式的探索与重构
孙菁菁11
(1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130000)
摘要:与谢野晶子(1878-1942)作为日本近代女性主义先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重构了性别关系中的平等与差异,勾勒出女性应有的存在方式。她从“人性”本质出发,主张打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束缚,强调男女在人格价值上的绝对平等,同时认为生理差异之外的性别特征应通过自由发展实现互补。其观点的核心体现在对性别角色社会建构性的深刻批判与重构。她揭露“女人样儿”(女性气质)作为男权社会规训工具的本质,认为这一规范将女性异化为男性附属品,呼吁女性摒弃被塑造的性别角色,追求基于人性的独立人格;其次,她指摘传统性别分工的父权制根源,认为生理差异被滥用为限制女性社会参与的借口,主张通过教育平等与职业自由选择,建立以个体能力为基础的社会协作模式,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压迫性结构。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提出女性特质是尚未被充分认知的潜能领域,强调女性在摆脱规训后,其真实特质将弥补男性文化的缺陷,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谢野晶子的女性主义思想,既拒绝性别本质主义的桎梏,也倡导在协同中实现两性特质的多元共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与谢野晶子;性别平等;性别差异;性别分工;性别特质
引言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短歌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著名的女性社会评论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与谢野晶子为当时日本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诸多前瞻性的观点。在其评论活动伊始,她便明确提出女性必须自觉于“我是人。虽然有男女性别之分,但是作为人的价值是对等的。”[1]18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她女性解放论的基础,也贯穿了她的一生。然而,与谢野晶子并非主张男女完全平等的生活,而是强调男女“协同”。与谢野晶子指出“既然在生理上存在性别的差异,那么男性和女性在活动能力禀赋上各有长短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追求男女完全的同等只不过是空想,将合适的力量用在合适之处的对等生活才具合理性,也是可能的。”[2]436可以说,与谢野晶子清楚地意识到性别关系中平等与差异问题的复杂性,并试图为女性在与男性的同于异之间,勾勒出她们应有的存在方式。
性别关系中的平等与差异问题是女性主义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如何看待性别关系中的同与异,可以说是女性解放思想家的立脚点之一。本文将深入探讨与谢野晶子在此方面的观点,分析她如何冲破男女不平等,又如何处理性别间的差异,明确她在重构女性存在方式上的独特之处。
(一)突破所谓的“女人样儿”
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与谢野晶子在1922年1月的《走向人性》一文中写道:“要从‘女子也是人’的人性觉醒出发,最终实现女性同‘作为人来进行人的一切活动’。” [3]307在1920年11月的文章《迈向人的生活》中,与谢野晶子也称:“所谓女子解放,必须是把女子从作为父母的部分生活,解放到作为人的完全生活中去。”[3]15从人性觉醒出发,将女性从传统家庭角色解放到完全的人的生活中去,是与谢野晶子所认为的女性解放的实质。
《迈向人的生活》中的“作为父母的部分生活”,在同月发表的《苦中珍珠》一文中被表述为“生殖生活”,与谢野晶子认为“生殖”仅“是个性所要求的全面生活的一部分”, [3]136 她反对将性别意识扩展到“生殖生活”以外的个人生活的其他领域。与谢野晶子论述道:
在生殖以外的生活上,拥有自己是女人、必须具有“女人样儿”的意识是有害无益的。女子的堕落从此处开始。旧式的男子利用女子由来于性别意识的无用的谦逊,把女子永远放置于方便使她们成为奴隶的、无独立性的、具有缠绕性的非人格者的位置之上。 [3]138-139
在反对夸大女性的性别功能和性别意识时,与谢野晶子多次表达了对“女人样儿”的排斥。“女人样儿”是日语“女らしさ”“女らしく”的译语,在女性主义理论中,通常被称作“女性气质(femininity)”。女性气质属于社会性别的范畴,与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别控制和规约有关。社会性别实际上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女性主义“用它来揭示男权社会如何以生物性别为基础,发展出一套观念话语或意识形态,使女性成为符合这一套规范的女性,并安于次等的受控地位。”[4]149简单而言,“女人样儿”或“女性气质”是对具有内在性的女性行为和思想的规范,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而与谢野晶子在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之前,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她指出:
日本的女子从出生开始就被一种“要做女性”的意识所束缚。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男孩和女孩都受到不同的对待。几乎每名女子,都是在“女人样儿”的规范下被养育长大的。现在虽然没有刮掉眉毛和染黑齿的现象,但是所有女子走路都是内八。女子随身携带的扇子都被制作得很小。像那样,男女的差别意识严格地出现在各种事情上。当被说一句“不像女人”时,日本女子毫无抗辩的自由。[3]137
与谢野晶子犀利地点明,女性从出生开始,就是按照所谓“女人样儿”的规范被养育出来的。她指出,在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不把女性视作人格,而是当作物质,把她们专门养成男子游乐的玩具和人类生殖的机器——就像圈养肉食动物一样”。[5]9而“日本的女子” “屈从于”所谓“‘女人样儿’的传统思想”,把控制结构强加给自己的东西误以为是女性本身应具有的东西,其结果是日本女性“肯定结婚”,“不回避怀孕”,“顺从于成为妻子和成为母亲”。[3]138与谢野晶子通过批判“女人样儿”,呼吁女性意识到这种性别规范的社会建构性。
在1917年1月的短文《就“女人样儿”发问》中,与谢野晶子列举了“英国”“法兰西”“德国”等“文明国家”的女性特质,以说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女人样儿”存在差异,并且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6]452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于1935年出版《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发表了对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角色规范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即,三个部落间男女不同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不是由男女两性具有的不同生理结构决定,而是与他们各自部落的传统文化相关。[7]该书奠定了性别气质的文化决定论。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性别建构的差异,会导致不同文化属性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而与谢野晶子并没有进行过相关的田野调查,凭借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个人感受,得出了与后来的性别研究相似的结论,且早近20年。
以此为立足点,与谢野晶子呼吁日本女性应摒弃日本社会要求的“女人样儿”。 在另外一篇文章《何为“女人样儿”》中,与谢野晶子以提问的口吻,进一步指出“在人的活动中”并没有“由先天决定和被赋予的男子应做的事和女子要做的事”,她称“除‘妊娠’这一件事情之外,找不到其他可由男女性别先天决定的分工”。[3]255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谢野晶子举出日本历史上的例子。
好像政治和军事从古就是男子的专任,但是仅看我国历史就可发现诸多反例。古时的女帝、女子政治家、女兵以及幕末的勤王妇女等并没有被当作“女子中性化”的实例受到批判,神功皇后被当作神来祭拜,其他的女子也以伦理价值,各自受到国民的尊敬。[3]256
“女帝”“神功皇后”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神道意识形态中“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成员,“幕末的勤王妇女”则是明治维新中为天皇而战的“妇女队”。以此不可被反驳的例子,与谢野晶子试图打破日本女性身上的“女人样儿”枷锁。
此外,与谢野晶子还论述道,所谓“女人样儿”的爱、优雅、谦恭对男子也是必要的,被认为是“没有女人样儿”的无情冷酷、自大、一知半解、没规矩、粗野等,对于男性来说也是缺点,所以“女人样儿”应该被“人性”所包括,“人性的性质不由男女的性别产生差异” [3]257。在《苦中珍珠》中,与谢野晶子也曾说过:“‘女人样儿’中有优美,‘男人样儿’中有刚健。只要优美不意味着柔弱,它就不是女子仅有的性情,当然对男子也是必要的。只要刚健不意味着彪悍,它就不是男子仅有的性情,当然对女子也是必要的。”因此,“顺着‘女人样儿’的藤蔓,也会发现会到达超越性别的平等一如的人性。”[3]134-135总结来看,与谢野晶子在否认“女人样儿”和“男人样儿”存在的同时,将男女以“人性”相连结,希望女性以独立的人格,去追求健全的人性,共建男女共同的生活。
(二)打破男女性别分工
不认同用“女人样儿”来要求女性的与谢野晶子,也否定男女的性别分工。在社会性别理论中,“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与性别分工紧密相连,社会通过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从而将性别分工合理化,形成一套社会性别关系秩序。在近代日本,男女的性别分工就是以生理性别为依据,将女性以“贤妻良母”之名束缚在家庭内部,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不允许女性与男性人格的对等。简言之,是男女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造成女性位于“第二性”的处境。
在1911年10-11月见刊的《我的贞操观》一文中,与谢野晶子论及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变化,她称在男女分工开始之前,女性与男性是同等的,母亲被尊重;但在父权崛起之后,开始重视父亲的血统,将女性置于被奴隶的地位。[1]365-382与谢野晶子犀利地点破男女性别分工和由此导致的对女性的压迫皆是父权制的产物。
在发表于1916年的文章《砂之塔》中,与谢野晶子论述道:
人们因为男女两性的分化,就误以为男女各自持有不同的天职。实际上,由于协力完成同一天职的必要,男与女只是分成左和右而已。例如,不能轻率地断言产子及养育仅是母亲的天职。怀孕也是父母的协作。虽说男子没有哺育孩子的机能,但因此就认为父亲与孩子的养育无关,是物质性的、讽刺的判断。[8]
与谢野晶子清楚地认识到把产子和养育孩子当作女性的“天职”是错谬的,否定“男女各自持有不同的天职”。对于如此认为的与谢野晶子来说,贤妻良母主义无疑就是男女性别分工;同样,母性保护、母性复兴、母性中心说等观点,虽然重视女性的母亲角色并给予一定扶助,但这些仍然是以男女性别分工为基础,是“‘女人样儿’的变装” [3]134,是贤妻良母主义的“重新染色” [9]221,因此给予坚决反对。
在1921年的《男女分工思想的崩坏》一文中,与谢野晶子对于由男女性别分工导致的男尊女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开篇即点明:
目前,认为男女的性别决定人格优劣的观点不可动摇。也就是说,“女人懂什么”之类的看法是无人怀疑的真理。同时,性别成为限定人们活动范围的绝对标准,作为女性因“不关女人的事”而遭到拒绝的情况多到数不清。这些总之就是男尊女卑主义。是通过性别来决定人之贵贱和高低差别的阶级思想。是仅把男子作为出色的标准性的人来尊重,把女子作为劣等的第二次的人类来轻视的思想。[3]212
与谢野晶子坚决反对将性别作为评判人格优劣以及限制个人社会活动范围的标准,严厉指出现实中的男女社会分工就是“男尊女卑主义”,是对女性的轻视。此观点,在不同的文章语境中被与谢野晶子反复主张,例如,在1917年1月的《写给有志于文学的妇人们》中,她也强调“把男性与女性的属性当作标准,来宿命式地决定素质的优劣和能与不能”是不能被允许的。[10]7
对于分工应有的标准,与谢野晶子主张应基于“个性的差异”,“既不是身份的尊卑,也不是所有资产的多寡、贫富,更不是男女的性别”。她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分工应该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贡献于男女共同的文化生活,既要适才适用,又要把自己的爱和创造性完全表现出来。最终,将“超越男女性别,作为同样平等的人类,会根据各自的个性和能力,形成多样化的分工”。 [3]212-213,215
长文《男女分工思想的崩坏》使用很大篇幅列举同时代他人的观点,以证明男女分工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与谢野晶子认为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现代女权运动,实际上就是要求订正”男女性别“分工观的运动”[3]213,她还引用了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特奥多尔·李普斯 (Theodor Lipps 1851-1914)的观点来论述应该给予女性尝试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机会;也表示赞成须莱纳尔(Olive Schreiner,1885-1920)的观点——“须莱纳尔女士很早就认为迎合世俗的论者是将女子现在的智力和体力固定在现在的程度,痛骂这些论者怀有想要把女子的可能性限定在小范围内工作上的偏见”。[3]215 另外,与谢野晶子还介绍列举了山川菊荣和长谷川如是闲在打破性别分工方面的论点,并为自己“倡导多年的事情,得到了在国内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声援”[3]218 而感到欣喜。
之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论述男女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是因为它是女性解放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的性别分工具体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但在工业革命之后,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酬劳动。前工业社会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家庭内部继续延续的同时,也被扩展至劳动力市场,使女性受到男权社会和资本社会的双重压迫。
与谢野晶子在打破性别分工方面的观点,虽然源自她的“直觉”[3]218,却极具进步性。她认为,倘若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和劳动机会,会有无限可能。对于社会劳动,与谢野晶子在1918年10月的《劳动与妇人》中主张不应该人为限制女性,女性应有权利“同男子一样根据个人素质特征和教育背景,从所有职业中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并有权利去接受丰富的教育以提升劳动选择能力。[5]165,168对于家庭内分工,在与谢野晶子看来,“家庭”是“一男一女协同生活”的最小单位,她希望“丈夫和妻子一边在同等的爱、权利和义务中自由地思索,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行动,一边各自圆满发挥自身的个性,以夫妻生活为最小单位,把各自的生活延长到社会生活、国民生活、乃至世界生活,并努力使之完成”。 [10]376概言之,与谢野晶子倡导打破男女性别分工,在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中去性别化,主张尊重女性对劳动的自由选择权,建立发挥个体特质的弹性分工,把女性的个体利益统一在与男性共同的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中。
虽然与谢野晶子关于打破男女性别分工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其核心部分与后来的社会性别建构论不谋而合,展现了她的前瞻性。然而,由于她所处阶层的局限,她对女性受到的资本主义压迫缺乏深刻认识。
无论是否定“女人样儿”,还是主张打破男女性别的社会角色分工,与谢野晶子立论的基础都是拒绝将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从“生殖生活”扩展至其他方面。但她并不否定在生理之外也客观存在的性别特征。在1920年8月的《有关性别特征》中,有着这样的记述:
在人格的价值上,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在人性能力的实现上,男子有男子的性别特质,女子也有女子的性别特征,此点所有人皆无异议。比如,女子的声音与男子声音的相异特征是,虽然在音乐上具有相同的创造力,但是前者适合高音,后者适合低音。因为有这样的差别,所以人类生活呈现出复杂微妙的景色。[3]130
在强调男女人格价值平等之后,与谢野晶子指出男女在实现作为人的能力时,各有各的特征,并举出音乐的例子,称正是这样的差别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接着,与谢野晶子写道:
但是,我并不想事先决定女子的性别特征。在漫长的历史中,男子毫不客气地、自由地(与女子相比)发挥了其性别特征,而女子却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目前为止,世人认可的、女子自身也接受的女子特征,全是迎合男性这一支配群体的意志而被动形成的。就像盆栽中的树被花匠扭曲了其自然生长方向一样。[3]131
此段叙述中的“迎合男性这一支配群体的意志而被动形成的”“女子自身也接受的女子特征”无疑就是与谢野晶子多次否定的“女人样儿”。与谢野晶子认为这种“事先决定”的“女子特征”已经被迫脱离了女性本性。与谢野晶子继续论述道:
在我的认识中,女子的特征是尚未开发的宝库。之后,随着女子能力无限制地发挥,何为女子的特征就会逐渐明朗,这不仅会补足男子文化的缺点,还会引领人类迈向格调更高、质更优、内容和样式都更完备的生活。[3]131
与谢野晶子把“女子的特征”当作“尚未开发的宝库”,主张让“女子真实的特征自由地发挥”出来,她称“之前认可的男子的特长,也可能意外地是男女共通的能力”,或者出现“其更是女子特长的情况”。在与谢野晶子看来,男女的特征各有优长,“因此互相陶冶训练,去除缺点拿出长处来协作为好”。她“期望能拥有使女子的能力自由阔达地伸展的环境”,反对“用家庭和生殖生活”“去事先抑制女子在人性上的飞跃”,相信女性在“与男子共同负担全部生活责任”的过程中,会作出“女子特有的贡献”,与谢野晶子对此充满期待。[3]131-132
反对“女人样儿”的与谢野晶子,也同时反对女性失去女性特质,她排斥的只是男性和男权社会人为制造出的、使女性陷于无知和无能的性别角色。也可以说,与谢野晶子希望改变的是对女性有压迫的社会性别结构,她认可生理性别之外也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异,并主张对女性的性别特质进行开发,期待女性特质为男女共同的人类生活做出特有的贡献。
三、结语
与谢野晶子通过对“女人样儿”的批判,揭示了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束缚;通过对性别分工的反思,呼吁打破造成男尊女卑的社会分工模式;通过对女性性别特征的重新定义,力证女性在社会中的无限可能。
在诸多女性主义流派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尤为重视社会性别的概念,将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视为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本质存在,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个体被后天施加并遵循的性别规范,这种建构常被误认为是自然原因,从而巩固了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性别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万别的、千姿百态的”,主张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11]127-128此外,也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主义者应该汲取社会性别的生成和表达方式的衍生性和灵活性,来建构女性身份及意义的开放性,发掘女性的无穷可能性,同时又保有一种基本的性别身份认同”。[4]149与谢野晶子否定“女人样儿”和男女的社会分工,拒绝在社会文化领域存在性别歧视,期待生理之外的女性特质可补足男子文化缺点的观点,与晚于其近半个世纪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相近。
关于在性别关系中争取平等与保持差异的论争,李银河将其总结为两种倾向:一种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另一种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异之处,前者可概括为人性女性主义,后者为女性女性主义。人性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发展其人性,强调男女的共性和平等;女性女性主义则主张女性发展其女性特性,强调男女差异和女性的特殊作用。[11]120与谢野晶子既强调超越男女性别的人类平等,具有“人性女性主义”的特性,而期待女性特质在社会生活中的发挥,又有部分“女性女性主义”的内容。
与谢野晶子在1916年4月出版的评论感想集《作为人及女人》的自序中写道:“作为人及女人”的标题,不仅是书的内容的说明,也是她实际生活态度的体现。[6]3与谢野晶子以自身“实际生活”态度为基础,在女性解放论中表达出对女性发挥她们作为人的能力和作为女人的特质,经营出与男性对等的、完备的人性生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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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Yosano Akiko’s Expl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s Existential Modes
Sun Jingjing1
1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Abstract: Yosano Akiko (1878–1942), a pioneering feminist in modern Japan, redefine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within gender relations through her incisive critiques and visionary thought, articulating a liberated mode of existence for women. Grounded in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she called for dismantling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asserting absolute equality in personal dignity between genders while advocating that gender-specific traits beyond biological differences should emerge through free development to foster mutual complementarity. Her philosophy critically target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First, she unmasked "femininity" as a patriarchal disciplinary mechanism that reduces women to male appendages, urging women to reject externally imposed roles and cultivate independent personhood rooted in shared humanity. Second, she traced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s to patriarchal systems, arguing that biological differences had been weaponized to exclude women from public life. She demanded educational equity and occupational autonomy to establish a competency-based social framework, dismantling the oppressive "male-public/female-domestic" hierarchy. Beyond critique, she reconceptualized femininity as an uncharted domain of potential: authentic female traits, liberated from patriarchal constraints, could re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male-centric culture and propel civilizational progress. Rejecting both gender essentialism and binary oppositions, Yosano envisioned a pluralistic symbiosis of gendered qual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Her feminism thus transcends simplistic equality-difference dichotomies, offering a transformative praxis for women’s liberation.
Keywords: Yosano Akiko; gender equality; gender differenc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characteristics
[1] [作者简介]
孙菁菁(1987-),女,汉族,辽宁营口,吉林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21年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视阈下的与谢野晶子女性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21C135)